河南省鄢陵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，在影视行业被称为“灯光村”。一位来自这里的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，却沉醉于美国加州海岸的风景：夕阳洒向海面，那是线分钟
比起现实世界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：雪白的墙壁和桌椅、泛着银光的地球仪、米黄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。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之前，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。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，拨动着亿万观众的神经。
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。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，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，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。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，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。
在片场，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。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，他们来自同一个县，同一个镇，甚至同一个村。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，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，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，投向一个个面庞。
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，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，并大多分布在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。在影视行业，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“灯光村”，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。
郭壮飞今年26岁，进入灯光行业已将近10年。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，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。大多数时候，这一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的步骤紧密相连，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——农民——联系在一起。
其实，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。张桥镇人多地少，种地不挣钱，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，常年在外拉货。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。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，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。
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。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，兜里装着瑞士军刀或进口打火机，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，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，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。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、见过、玩过的东西。
那时，他羡慕那些家里最早买了插卡游戏机的同学，每天下了课都要去玩一种叫“超级玛丽”的游戏。家里的老人有时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：“这就是村里那谁嘛！”伴着“那谁”名字的画面，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，有时是咋咋呼呼的“小燕子”。
省亲者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了。年轻时的他一头长发，白T恤，牛仔裤，脖子上系着一条印花的方巾。方巾不光时髦，还很实用，武打片的剧组经常会放一些烟雾营造气氛，需要及时捂住口鼻。今年46岁的他算是张桥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。
这个如今体量庞大的行业始于一次偶然。据张北村村支书曹群岭介绍，村里人均耕地不足1亩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。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整列火车满满当当，许多人在桌子上、座椅下，甚至行李架上熬过了十几个小时。
下了火车，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，洗碗、端菜。饭馆是铁皮盖的，晚上睡觉，三四个伙计把几张桌子一并，往上一躺，冬天的风吹得房门咔咔响。那时四环路还没修，放眼一片荒凉，首都看起来并不比老家繁华，但他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。
过了几个月，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。“钱多，一天20多元，管吃不管住。”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，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，一切动作都听“群头”的号令，“就是来回跑，说打就往前冲，说死就躺下装死。”
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，剧组的外地人不多。有人看邢建伟“怪听话的”，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，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。灯光组缺人，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。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、大助理和灯光师，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“老大”。
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，每天搬灯、拉线，“不惜力”，没多久成了大助理。四五年后，他就当上了“老大”，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。
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，墙壁刷得雪白，还挂上了彩色灯泡。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，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，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“往出带带”。
这个蒸蒸日上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近30年来，张桥镇的灯光师从一个变成上万个。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，用河南话吆喝一声，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。
这些年，邢建伟剪短了头发，烫成小卷堆在头顶，说话时习惯夹着烟，语调不紧不慢。在老家吃饭，几乎从不需要他来付账。
90后的郭壮飞原本不愿意干这行，觉得奔波。他高中没念完就入了伍，在部队学过会计，退役后在石家庄一家物流公司干过半年出纳。后来公司倒了，他还是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，觉得“那才是上班”。后来实在找不着，还是入了行，成了鄢陵灯光师中的一员。
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。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，能装满一个小货车，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，按“老大”的要求挪动位置。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，近百斤重，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，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。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，天不亮就要出门。
41岁的滕广辉是领他入行的师父。滕广辉做助理时，剧组有次在北京租了一栋酒店作为场景，一天租金就要10万元，为了赶进度连续拍了72个小时。他去车上拿胶片，累得连过马路都闭着眼睛，东西掉了都不知道。
郭壮飞的“微信运动”页面里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，有人走了几万步，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。“你看，这些都是。”他的手指不停地滑动屏幕。
“说白了就是民工。”邢建伟说，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——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，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，“老大就是包工头。”
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施工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。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，日晒雨淋，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。后来他也入了行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，经常出国拍摄。
作为一门手艺，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，还沿袭着传统的师徒制。没有专门的培训，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。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，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，有次下大雨，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，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，早饭都没让吃。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。
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。上世纪90年代，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，出现了很多合拍片。那时的灯光组分为“港方”和“中方”，前者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，后者只有40元。邢建伟开始跟着“港方”学打光。电影《太极张三丰》在卢沟桥拍摄时，他就在现场。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，但从没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。
1996年，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，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。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，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、商业化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。灯光师也郑重进入了“河南人时代”。
当了老大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，收入也更高。起初，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，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。助理都是他的老乡，比起师徒，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。
脱离了集体的灯光师需要找到各自稳定的团队。为了拉近跟助理的关系，邢建伟经常在收工之后请他们吃饭、喝酒，聊老家那条从5米扩宽到几十米的长街，聊街边消失的供销社，还有新开的“红苹果生活广场”。也有人喝多了就开始用粤语模仿香港来的导演：“搞快点！”或者抱怨导演自己吃了汉堡，却不给工作人员按时发放盒饭。
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，没有明面上的规则，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“规矩”。 通常来讲，小助理、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，形成稳定的圈子，直到自己成为老大。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，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，“不能亏欠弟兄们”。
在灯光行业，高中毕业算得上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。很多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聊着聊着，总会叹口气，要么感叹“当年太穷了”，要么懊悔自己“没文化”。
踏上北上的火车时，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。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，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。如今，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，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，甚至会说几句粤语。
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。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《道士下山》，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，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，就紧张地练了好久。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，就用手机拍下来，每次休息时，旁边的人在打游戏，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。有的发音不确定，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，然后暗暗模仿。
拍摄持续了9个月，在最后几个月，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。
后来，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。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，拍过《魔戒》《金刚》和《霍比特人》。前几年，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《长城》的机会。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。
郭壮飞知道，在很多老乡眼里，“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”。他曾经也那样以为，而且事实上，只要踏实肯干，这个目标不难实现。他想起刚入行时，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横店的街上，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。“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周围人都笑了，“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，还宝马。”结果24岁那年，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。
他慢慢开始发现，片场的气氛、情节的推动，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。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，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。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，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。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，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。
“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，需要审美。”郭壮飞说，“赚钱容易，做到这一点就难了。”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，郭壮飞有些感慨，“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”。
但灯光师这样一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。邢建伟说，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“技术至上”的时代，到了现在，绝大多数都是“资本主导”了。
薪酬增长很缓慢且不稳定。去年“五一”前后，几百位拍广告的灯光助理联合发布“劳务上调通知书”，宣告小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500元/16个小时，大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1000元/16小时。如果超出单位上班时间，则要另算加班费。发布方式是把这份公告发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。
在美国，权益并不是特别需要这种“江湖规矩”来维护。成立于1893年的“美加影艺从业者工会（IASTE）”成员范围涵盖了剧组里大部分工种，保护其成员在被雇用时不受歧视、有足够的休息、工作临时被取消也应该得到补偿，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，同时也规定雇主应如期支付加班费、养老和医疗保险，并进行新技术的培训，等等。
截至2015年，IASTE在美国和加拿大有380多个地方工会，成员数量达到12.5万。除此之外，剧组的大部分蓝领工种，比如司机等的权益，都归“电影和剧场卡车工人工会（TEAMSTER）”保护。
比起增长缓慢的薪酬，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。邢建伟刚入行时，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“巨制”，到了郭壮飞这一代，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。“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。”邢建伟说。与此同时，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，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，“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”。
前些年，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，据邢建伟了解，仅在北京，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。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产金额的投入，日趋激烈的竞争下，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。
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。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，腰椎出了问题，“摄影还能多动动”。邢建伟说，在剧组内部，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，而想转做导演，通常只有摄影师、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，“要么你是本科，靠学历上去”。
在很多人眼中已经“成功”的郭壮飞，不想投资公司，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，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。
“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，迟早会被淘汰。”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，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约成本，还在用绳子固定，“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”，郭壮飞说，“技术并不难，难的是转变理念。”
当这些灯光师把光带到不同地方时，他们的家乡，那个户籍人口3000多人的村庄，灯光正在暗淡下去：跟多数村庄一样，这个村的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，很多房屋空置着，灯光只有在过年时才亮起。村支书曹群岭说，村民的80%进入了影视行业。
曹群岭说，村里的露天电影几年前已停止放映，现在村民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跳广场舞。电视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。
自从父亲去世后，邢建伟就很少回村了。这几年，为了让老人和孩子住得更舒服，灯光师们纷纷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一遍，盖起了两三层小楼。可他家还是20多年前盖的瓦房，有的窗户玻璃都碎了，屋里积了一层尘。邢建伟也不去打扫，“反正也不回去住了”。
他已在县城买了好几套房子，其中一套是别墅，光装修就花了90多万元。常年在外工作，这些房子对他来说暂时用处不大。早些年，他甚至经常几年不回家。
为了方便老人，孙高勇闲下来还是会回村里住。家里的天花板上有红、绿、蓝三种颜色的灯光，两张木质长沙发从不坐人，上面堆满了纸箱、脸盆和刚出锅的馒头。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方桌，四周围了一圈椅子，都很低矮，平时大家就叉着双腿坐在桌边吃饭、喝酒、嗑瓜子，“得劲儿”。
第一代河南灯光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很少看电视。即便电视就在方桌的正前方，也很少有人抬头看上一眼。尤其是他们自己参与拍摄的影视剧，“没意思”。留在村里的人也不再指着字幕喊老乡的名字了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早已是跟玉米和高粱一样平常的事情。
闪着光的屏幕曾是村里的主角。邢建伟记得，小时候村里上百户人家只有两台电视，每天晚上那两户的院子里全是人，有人踩着砖头，有人骑在树上，眼睛全都盯着那块两块巴掌大小的黑白荧屏，看香港电视剧《大侠霍元甲》。谁家有喜事，还会请人在街边的树上扯起一块幕布，放场露天电影，让大家热闹热闹。放一次要花上百元，在当时算是特别体面了。
那个时候，张北村还不叫“灯光村”，没人能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屏幕上。电影散了，人人都回到还没通电的屋里，倒头就睡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下地干活。村里第一次通上电，就是在村委会门前挂了个灯泡，一到晚上，灯泡底下就坐满了人，聊天、喝茶，或者啥也不干。
如今，慢慢的变多的人走出了村子，去到更明亮的世界。甚至他们自己就是造光的人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在意荧屏上的内容了。
回到村子，这些制造光线的人们必须习惯夜晚的黑暗。刚过完年，几乎每家门前都挂着红灯笼，可为了省电基本不开。只有一条大路上有路灯，微弱的光线很难连成片，上街玩耍的小孩每人都提着一把手电筒。邢建伟把奥迪的车灯打开，能照亮十几米外的农田，再往远看，就是黑沉沉的旷野。
甚至是十几公里外的县城，到了夜晚也光线微弱。楼盘顶端竖立的巨大房地产商广告是县城最耀眼的光源。从事灯光的人大多已经在鄢陵县城买了房子，在外漂泊半生，大城市房价高、落户难，老家依旧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归宿。10年来，鄢陵的房价从每平方米1000多元涨到了4000多元，有的人觉得就是灯光师们“抬起来的”。相比之下，周边的同级县城房价要便宜许多。
色彩最艳、种类最多的光源来自KTV的门头，还有夜市上的一排排吊灯。邢建伟一回家，几乎每天都要跟人聚在一起喝酒，喝到满脸通红，东倒西歪。
鄢陵有两家电影院，其中一家在繁华地带的“鼓楼广场”，这是县城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。影院有5个厅，3月中旬共有7部电影上映，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，平时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。获得第90届奥斯卡7项提名、正在国内上映的《三块广告牌》并未出现在片单上。
“可能是关注度不够吧。”在这个拥有上万名影视灯光师的县城，一位影院工作人员说，“我们这种小地方，就算上映了也不会有人来看的。”
为了小孩上学，郭壮飞在许昌买了房子，装修时特地亲自设计了所有的灯光，“全是暖光，没有冷光”。他在客厅的墙上印了一幅世界地图，用明亮的射灯打在上面。在卧室安装了好几套灯光系统，有的指向卫生间，有的只在婴儿睡着之后打开。他的女儿刚满一岁，孩子第一次会爬、第一次喊“爸爸”，他都因为在外工作错过了。
等女儿大一点，他想让她学音乐、学画画，“那才是更重要的东西”。他经常想，如果能再拥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他还是想考一个好大学，哪怕赚的钱没有现在多。他很感谢前辈们提供的灯光师这条“捷径”，却也担心这会让更多年轻人放弃读书，“他们总感觉自己还有退路”。
邢建伟也不希望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，想让他们好好学习。这个行业里还有人说，孩子要是想干灯光师，就“打断他的腿”。
长期以来，郭壮飞都感觉自己“没什么正经的爱好”，他从小对影视剧没什么兴趣，也不抽烟喝酒。有时他跟来自香港或者国外的同行一起聊天，总感觉自己插不上话。
“他们会聊听什么音乐、看什么电影、穿什么风格的衣服。”以前他买衣服总喜欢买“好的、贵的”，有一次跟几个香港朋友去三里屯逛街，发现他们挑的款式都“很简单，但特别好看”，“我觉得这些跟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世界有很大关系。”
最近几年，他开始读书、追美剧，学着去欣赏一部电影，而不是仅仅去看其中打光的技巧。
他计划带家人去一个小岛，“哪怕躺上一个礼拜也好”。熟识的同乡对他这个想法感到惊讶——他们忙着到处造光，还从没有一个人把钱花在出国旅行上。
迄今为止，郭壮飞感觉自己最快乐的时刻，是在去年秋天，他跟妻子开车行驶在美国加州的沿海公路上。这位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，却沉醉于最普通的一种：夕阳洒向海面，那是真正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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